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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等地“洋塑料”垃圾让河流重度污染 水草不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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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4-12-22 15:06:47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曾因《垃圾围城》系列纪录片引发关注的摄影师王久良,历时三年又出新作《塑料王国》。记者获悉,该纪录片披露了各国废旧塑料进口到中国后,被以粗放的方式进行回收处理,继而引发了部分地方环境严重污染的现实。
近日,《塑料王国》26分钟剪辑版向媒体公开,片中导演的镜头从美国东岸的垃圾回收中心出发,跟随洋废塑料穿越大洋,走过海关,进入中国的废塑料回收利用集散地,被挑拣、分解、处理、造粒再利用。
王久良表示,该片拍摄持续三年,他走访了华北、华东、华南十几个集中回收处理洋塑料的基地,对整个产业的所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人都有深入接触。
《塑料王国》正式版本将近90分钟,目前仍在后期剪辑中,明年将制作完成。王久良说希望向中国输出洋垃圾的国家能看到这部作品。
“从南到北全国十几处回收中心”
新京报:你之前拍过纪录片《垃圾围城》,为什么又拍这部关于废旧塑料处理的纪录片?
王久良:借助《垃圾围城》,我有机会去国外交流,特别是在美国参观时,发现他们有大量的生活垃圾经过筛检后,第一时间送到了中国,当时我真的很纳闷,怎么会这个样子?难道是中国有更先进的回收技术吗?
从那之后,也就是2011年5月后,我开始做进一步的调研,去了河北、广东的一些地方,我看到,在中国乡村里的垃圾场,塑料上印着那么多国的文字、语言,这是世界垃圾场,这种场景给我极大的震撼。
新京报:为什么起《塑料王国》这个名字?
王久良:塑料在英文里的另一个意思是“廉价的”,它更深的含义是外表的繁荣、实质的脆弱。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世界成就的同时,把自己的家乡变成这个样子,这种发展其实是很廉价、很脆弱的,取这名字也是为了陈述这个主题。
新京报:你去了哪些地方?片子中具体指出这些废塑料集散地的名称吗?
王久良:片子里面没有,我的考虑是,这是全国甚至全球范围的事,在我国从东北到华北,从华东到华南,甚至在内陆地区,都存在这样的地方,这个量真的非常大。这还仅仅是塑料垃圾。
事实上,洋垃圾处理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,整个中国称得上成规模的废塑料处理中心,而且是专门针对洋垃圾的大概就有十几处,河北有,山东、江苏、浙江、广东、福建甚至天津都有。
“拍片常遇地方政府阻挠,甚至被抓”
新京报:据你观察,洋废塑料处理过程是怎样的?
王久良:首先要分拣。分类很复杂,大家从片子可以看到,常年做这个生意的人形成了很完善的识别方式,点火、甩地上听声音,招数很多的。
仔细分拣后,就是粉碎,但无论是干粉还是湿粉,都需要大量的水,我曾经计算过,有的地方的工厂一小时抽50吨地下水,而那个地方有2000家工厂,所以这个量是很大的,这些污水在没有管道的地方就直接排到环境中,自然渗透到地下去了。
然后是造粒,就是把塑料溶化,在很简陋的机器里拉成细条,这是最终回收的产品,重新参与新的生产。
新京报:谁会用这些产品?
王久良:我拍摄到的中国一家非常大的玩具代加工工厂,用的原料就是来自洋废塑料制成的废旧颗粒,它们仓库里的各种玩具,没有一件留在中国,全部出口。
按照2011年到2013年的海关数据,每年进口废旧塑料的数量是800多万,这仅仅是官方的统计数据。从我拍到的很多垃圾场看根本不止这些,而且很多按照限制进口条例是不应该进来的,比如医疗垃圾等。
新京报:你在调研和拍摄过程中是否受到阻力?
王久良:拍《塑料王国》时,网上的信息很少,只能自己去实地看。很多时候,没有得到政府机构的支持,像是讨人厌的苍蝇一样,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工作。
我经常被地方政府阻挠,甚至也被抓过,但真正的阻碍力量,真正让我感触特别深的是,这样一个肮脏的环境,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伤害,但你发现,阻碍你的,不仅仅是官方阻力,还有地痞流氓,而是任何一个当地的人,他们变成一伙,捍卫自己的利益,这个骨子里的愚昧让我触动非常大。
虽然拍纪录片需要跟他们在一起很长时间,本以为可以建立起很好的情感,但我无法建立起来,说实话我不喜欢里面的每一个人,跟他们在一起很痛苦。
“受伤害最大的还是最底层的人”
新京报:生产过程是否会带来伤害?
王久良:对于分拣工人来说,因为废旧塑料里有很多其他的东西,他们所处的环境真的气味很难闻,影片里有人描述常年闻着都麻木了,闻不出味道了。但更主要的还是危险,垃圾有很多有毒有害甚至腐蚀性的危险品,有个老太太不懂外文,打开一个塑料瓶,其实里面是氢氟酸,结果把关节都烧坏了。有的人抖塑料布,抖了半小时,整个手都脱了一层皮。对于分拣工人来说,碰到有毒腐蚀的东西是经常的事。
对于水洗来说,还对整个产业区域造成了严重的污染。首先是地表水的污染,几乎所有的池塘河流都重度污染,水草都不生了,更别说鱼了,当地人都不敢用地表水浇灌农业,曾经有人用河水浇灌玉米地,结果玉米全死了。
其次是地下水,像河北、山东的废塑料产业中心,人们从十几年前就不喝地下水了,不管有钱没钱,全都自己买水喝。
最后还有空气污染,焚烧废塑料产生巨量的废气,影响了整个区域。有一个采访的女老板在影片里说,我都不敢要孩子,孩子都是在干这活以前要的。我去过几个大型塑料产业基地,当地人都说,我们这儿的癌症挂号是整个地区里出了名的。我曾经问一个阿姨,这边生病的人多不多,她的第一反应不是谁家生病了,而是谁家没人生病。
整个产业区域的人都受到了伤害,但受伤害最大的还是最底层的人,有钱的老板把工厂放在这儿,房子搬到城里去,孩子不在这儿上学,但没钱的产业工人、当地居民、农民就只能在那儿待着,走不动。
“政府取缔仅仅是重新洗牌”
新京报:我们曾经在2011年的时候报道了河北文安作为废塑料北方集散地,被政府取缔废塑料回收产业的情况,你在调研和拍摄过程中,也看到一些地方政府采取措施应对废塑料回收产业?
王久良:文安被取缔时,我也去考察过。应该说,文安取缔得非常干净,但这种一刀切的方式,产生一个大的效果就是,这个产业四处扩散,在保定、邢台,包括就近的雄县等,都壮大起来。而且,据我近期的观察,文安那边的产量还是很大。所以对于地方政府取缔的措施,我把它定义为一个产业重新洗牌的过程,但产业依然大量存在。
很多地方现在也都打着所谓的循环经济产业园的牌子,但事实上依然是家庭作坊居多,而即使是一些大的产业园区,也依然是相对落后的产业方式。这事的核心,并不在于你的园区多大,而是你的作业方式、整个区域的配套措施决定的。
新京报:问题如何解决?
王久良:问题的解决不像《垃圾围城》时那么简单,因为涉及太多的利益群体,太多的人,甚至底层的劳动人民。像文安那样一刀切的做法,可能性非常小,你砍掉一个地方不代表能砍掉整个塑料中国。我不是不支持塑料回收,我不支持的是目前这种作业方式和它产生的危害。
因为是洋垃圾,所以我这次把关注点放在国外,我希望用我的作品去影响垃圾输出国,能从源头上去推动问题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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